——來源:高院司法案例研究院
一審案號:(2019)川01民初522號
裁判要旨
對社交軟件的社交動態(tài)內容是否屬于“公之于眾”或“向不特定的人公開”進行判斷時,不應局限于此類軟件本身的特定特征,而應結合軟件用戶對其軟件使用性質、實際使用狀態(tài)、發(fā)布信息的目的、好友添加權限與社交動態(tài)查閱權限設置、是否可被搜索引擎檢索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,從而進行傾向性評判。
《著作權法》第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(guī)定:“署名權,即表明作者身份,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?!弊髡呦碛惺欠裨谄渥髌飞鲜鹈⒁院畏N方式署名、署何種名、署名順序等署名權利。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(fā)布他人作品時,未對他人作品進行署名的,屬于侵犯署名權的行為。
發(fā)布在可自動生成水印的軟件上的圖片,圖片中無直接表示作者身份的標識時,不應直接將其上的水印或標識理解為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行為,而應結合圖片水印、標識以及與圖片同時發(fā)布的其他信息所傳達的意思表示進行綜合判斷。
案情介紹
原告:成都F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(簡稱F公司)
被告:成都Y裝飾工程有限責任公司(簡稱Y公司)
胡某系F公司員工,其接受公司安排于2018年11月27日在公司項目地點拍攝涉案9張照片后,未經公司授權便將涉案照片發(fā)布至其微信朋友圈。段某系胡某微信好友,其為胡某該條朋友圈動態(tài)進行點贊。翌日,F(xiàn)公司發(fā)現(xiàn)Y公司的微博上有5張涉案照片,且每張均有水印“段某DESIGN”“@成都Y裝飾官方微博”。F公司認為,Y公司未經其許可,首次在微博上公開5張涉案照片,并署名“段某DESIGN”“@成都Y裝飾官方微博”,侵害其對涉案照片享有的發(fā)表權、署名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,遂訴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(以下簡稱成都中院),要求Y公司停止侵權、賠禮道歉,并賠償經濟損失和維權合理開支。
成都中院經審理認為,涉案照片系攝影作品,F(xiàn)公司系其中4張涉案照片的著作權人。綜合考察胡某對其微信賬戶使用性質、使用狀態(tài)和使用目的等因素,應認定胡某在其朋友圈發(fā)布涉案照片的行為屬于向特定的人公開,而不屬于“向不特定的人公開”,不屬于行使發(fā)表權的行為。Y公司未經著作權人F公司許可,將4張涉案攝影作品發(fā)表在其微博上,使網絡用戶能夠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,以下載、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取涉案攝影作品,系向不特定公眾公開的行為,構成對F公司所享有的4張涉案攝影作品的發(fā)表權的侵害;用戶在其微博發(fā)布圖片內容時,會依據(jù)默認設置自動將其微博×××生成“@微博×××”格式的水印附于圖中且連續(xù)轉載會出現(xiàn)多重此類格式的水印,“@成都Y裝飾官方微博”水印不具有直接表明涉案照片作者身份的性質,且結合Y公司發(fā)布涉案微博動態(tài)的內容信息,標注“段某DESIGN”亦不屬于表明涉案照片作者身份的署名行為。但Y公司未經F公司許可,將4張涉案照片發(fā)表在其微博上,謀取商業(yè)利益,在F公司未對涉案照片是否署名作出選擇的情況下,替F公司作出了不署名的選擇,侵害F公司對4張涉案照片享有的署名權;Y公司的行為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通過Y公司的微博獲得4張涉案攝影作品,侵害了F公司就其涉案攝影作品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。綜上,法院判決:Y公司賠償F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,并在其微博賬號上賠禮道歉。
典型意義
本案主要涉及將信息發(fā)布在微信朋友圈動態(tài)是否屬于“向不特定的人公開”的判斷,以及軟件自動生成的水印是否具有直接表明作者身份的作用的認定。以往案例或將微信朋友圈定義為發(fā)布個人信息的私密場所,或將其定義為用于商業(yè)宣傳推廣的渠道。而現(xiàn)實生活中,許多微信用戶對其微信的使用兼具上述兩類特點。此種情況下,可從微信用戶對其朋友圈的使用性質角度入手,一方面考量其好友總數(shù)限制、被添加權限設置、朋友圈權限設置、動態(tài)發(fā)表與查閱權限設置、動態(tài)內容能否被搜索引擎檢索等軟件本身或人為設置的功能特性因素,另一方面考量微信用戶的以往使用狀態(tài)(包括備注、互動內容等)、發(fā)布信息時的目的、發(fā)布的信息的性質、是否有擴散行為、微信好友是否具有保密義務等其他因素,進行綜合分析,作出傾向性評價,將該微信朋友圈推定為“發(fā)布其個人信息的私密場所”或推定為“用于商業(yè)宣傳推廣的渠道”。
如今,諸多軟件或App會自動生成圖片水印。該類水印是否具有直接表明作者身份的作用,值得商榷。本案提出了一種見解:此類水印屬于軟件預先設置的自動程序或默認設置作出的動作,并非個人的表意行為,不能直接認為該類水印即為署名行為,將該類水印理解為標示發(fā)布或提供圖片的賬號主體更為適宜。